双城记

周五下班后去广州，周六下午回深圳。上周是这样，本周还是如此。生活就这样继续着。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这样的城市间中颠沛流离着，或者是身体，或者是精神。我在深圳与广州，你在深圳与香港，一位朋友是在上海与南京，一个同事是在深圳与西安，还有一位同事是在香港与北京，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深圳与德国。

这样的距离叫做空间距离，这种离每到周末或者夜阑人静的时刻在心灵上有着无限延长伸展的性质。这个时候，必须出现一种缩小这种距离的一种制度或技术安排，因此我们感谢美籍意大利人贝尔，是他发明了电话；电话发明之后，这种距离就被缩短为倏尔，成为耳与耳之间的距离。

我时常想：是电话缩短了我们的距离，还是电话为代表的工业化促进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分离？或者说，在没有电话之前，你我诗意的居住；但在有了电话之后，为甚么开始分离？现在你我都有了比电话更有先进的手机，它已经可以显著的坐标出你在这个星球上人和一个经度与纬度上的精确位置，但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时时刻刻要用到手机，以至于手机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古人没有手机实现了诗意的居住：今天的手机究竟给人们带来几多诗意？

想到这里我直到自己又走火如魔了，或许是在发痴，我想起杨小凯，想起他的分工网络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想起我的手机用途其实是取决于你的手机，取决于大家的手机，取决于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的“网络经济”，正如我的电子邮件有多大的作用事实上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世界上有多少人使用电子邮件。若不然，我带着手机乘着时光列车像《寻秦记》中的项少龙一样回到秦朝，手机这么先进的玩意大概显示不出你的优势。

 上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张辉在研究旅游的空间距离时候指出，其实旅游的空间距离在现实中并不是表现为一种空间的可以丈量的尺度，而是表现为经济距离与文化距离二者背反的均衡，空间距离是个中的参数。比如空间距离越大，文化差异性也就越强，吸引力也就越强，但同时空间距离越大，也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到达，经济距离也就越大；当文化距离的边际收益等于经济距离的边际成本时候，旅游行动也就产生。

 这种理论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广州与深圳之间的距离，上海到南京的距离，北京到香港的距离，深圳到法兰克福的距离，这些距离之所以能够成为距离，隐含在空间背后的是心灵之间距离与经济距离之间的不均衡。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距离越远，实现思念的成本（经济距离）也就越高，思念越浓,因为这思念上加总了经济距离的沉淀；反之则反之，所以朝夕相处、互为同事的夫妻和互为夫妻的同事就没有思念（文化距离），也没有无须花钱就可以实现的见面（经济距离），所以无须加总，婚姻也会出现出墙，工作也会产生跳槽。

这是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出现的，在空间距离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你的思念的实现，结果只能任由思念无限的被拉长；这个时候你是否想到了你们的思念因为拉的过于紧绷而无法忍受，而会导致一方去寻找替代品？

我想这个时候贝尔的电话大概也是没有用的。要责怪的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意志不够坚定，要责怪我们对思念与爱情忠贞不够持之以恒。当所有的人意志都不够坚定，忠贞都不能持之以恒的时候，就不是你的问题了：这是时代的问题。于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第一句话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国思想家单世联在《最后的夏天》说得更直白：这是一个在技术和智力上取得了超越以往几百万年的业绩的世纪，也是在道德上倒退了近千年的世纪。正如今天，双城之间的故事不仅仅在伦敦与巴黎之间。

境界问题

8月9日的早晨当我横过深圳联合广场的天桥时，昨夜的残梦依然在脑海里闪烁，如同桥下面湍流不息的车，刷刷的碾过联合广场面门口那一寸公路，然后是一阵轰鸣。

每天都在听着这种轰鸣，有时是在梦前，有时是在梦中，也有时像今天，是在梦后。余秋雨在《西湖梦》中认为，“梦”在他的文下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年青的男女则不一样，他们可能也在卿卿我我的时候说你真是我的梦中情人。我认为梦事实上是一种境界，关于它引出的若干问题的实际上是评估个人理想与冲动的一个标准，散文大师认为“梦”这么一个有意境的词已经被滥用之俗不可耐，而青春的少男少女仍然用其来修饰他们思念情人的冲动与晕眩.

前几天突发奇想：为什么弗洛伊德与周公会解梦？按照亚当斯密开创性的研究与温斯洛泰罗的创造性的试验，这大概是分工深化与熟能生巧的缘故，这可能蕴含着一个前提：其实弗洛伊德与周公也经常做梦，他们做梦的频率也可能也超过常人，如一般人每晚作一个梦，他们可能每晚作许多梦，譬如周公经常梦到受纣王囚禁时期的种种磨难，弗洛伊德经常梦到青少年时期受到纳粹的迫害的惊吓，梦醒时分对他们也是汗水涔涔，冲击是如此的深刻，当这些深刻的冲击降临到如弗洛伊德与周公这样智慧超群好思熟辨人士身上时，宏大的人生就成为片刻的影像，然后折射回来，片刻的影像于是成为具有征兆功能的宏大人生，于是算命开始流传，先知开始普惠众生。

黄冈大厦17层的卧室在今天的凌晨是一团mess, 我突然醒来时候是汗水涔涔，这因为梦的诱幻，还是夜半的时候空凋突然停下，房间内每一寸散发的热气的逼迫？我没有想清楚，身边也没有周公和弗洛伊德可以咨询，只是迷迷糊糊走到厨房，打开冰箱，然后蹲在门口，让凉气慢慢的冷却一下已经mess的神经。三分钟后，我喝了一大杯水，站起身来，沓着那只带有澳洲图腾的拖鞋，看了下墙上的钟，现在是凌晨的三点，我打开电视，中央八台在上演着《京华烟云》。电视在演，我的脑子里没有赵薇，也没有姚木兰，没有当年初次听到林语堂原著被如此篡改而大骂《超级操蛋的电视剧《京华烟云》》时的愤青，只有抖动着斑斓的画面，我任凭它们悲欢离合着在我眼前跳跃。

早晨当我走在天桥上时我隐约感到了昨夜的梦居然和凌晨这个电视的名字是如此的贴切，因为我的脑子里全是京华，这是我们先前的品牌，而事实上在夜里我感觉到全是烟云，茫然的一如现在的汽车的轰鸣。下午开会时领导认为我的工作谨慎有余，冲劲不足，我只能苦笑，其实谨慎的底细是想除却这段烟云，找到年轻的梦里曾经幻想过无数次的沧海。

前天午后在蹲马桶的时候居然睡着了，醒来之后就不由自主地吟起了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能在马桶上睡着，我想这一境界在深度上大概是与陶渊明相媲美的；只是方向恰好向反，就像一个坐标轴，一个正方，一个负方。这里面的差距，正如余秋雨与热恋中的青年看待梦一样，是一个境界问题。